山西蒲县曹家庄墓地：随葬用牲习俗与经济类型的考古研究
曹家庄墓地位于山西省蒲县蒲城镇曹家庄村西北约200米处。2016年11月3日至2017年1月16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气东输蒲县段改线工程，对该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42座，其中土坑墓28座，洞穴墓14座，出土陶器、铜器等随葬品249件。墓葬年代除少数战国土坑墓外，大多在西汉至新莽时期。在发现的42座墓葬中，有20座埋葬有动物。 文章对随葬动物的种类、个体数量、年代、痕迹、骨骼部位、出土地点等进行分析，对墓地的随葬动物习俗及其反映的经济类型进行初步探讨。
一、埋葬动物具体情况
1. 佛陀陪葬动物的种类和数量
曹家庄墓地随葬动物种类以常见的“六畜”为主，包括羊、猪、鸡、狗、牛和中型鹿。所有动物均为实物陪葬，并非陶俑。其中，能鉴定为具体种类的羊骨标本均为山羊。从随葬骨数量看，羊最少，为21只，约占随葬动物总数的53.8%，山羊可鉴定为16只；猪为6只，约占15.4%；鸡为5只，约占12.8%；牛为3只，狗为3只，各约占7.7%；鹿为1只，约占2.6%。
结合随葬动物种类和数量，无论是战国中晚期还是汉代墓葬，随葬动物都是以羊为主，占比接近一半，其次是猪和鸡，狗和牛的数量则相对较少。与战国中晚期相比，汉代墓葬随葬动物中最显著的变化是鸡的使用。根据出土鸡骨的一些形态学特征，如肱骨远端腹侧无明显凹坑、股骨大转子内侧无腹孔、跗跖骨腹侧近端至骨干约2/3处无明显脊线等，判断为家鸡。而家鸡在汉代墓葬中的随葬频率仅次于羊。
2. 埋葬动物种类的组合
曹家庄墓地动物葬类型可分为9类：羊牛合葬1类、羊猪合葬1类、猪狗鹿合葬1类、羊鸡合葬1类、羊牛鸡合葬2类、猪鸡合葬1类、单羊合葬7类、单猪或狗合葬2类。M40合葬墓1号棺材随葬牛鸡（图1），2号棺材随葬羊鸡（图2）。经鉴定，1号棺材中人骨为男性，2号棺材中人骨为女性。可见，随葬动物因墓主人性别、身份或民族不同而有所差异。从随葬动物组合上看，单葬羊的墓葬最多，猪狗也有单葬，而牛鸡则与其他动物组合使用，并不单葬。 共发现3座带狗墓，且以单葬为主，只出现狗与猪配葬，未出现狗与羊、牛、鸡配葬，未同时出现牛与猪的配葬。从随葬动物总体格局看，羊、猪、狗有单葬、“羊+X”、“猪+X”、“鸡+X”等配葬形式。古代礼仪中，牛、羊、猪、狗、鸡的祭祀等级由高到低依次为牛、羊、猪、狗、鸡。该墓地随葬动物组合不同，可能也与墓主人身份地位的差异有关。
图1 M40 1号棺内埋有牛骨、鸡骨
1.牛左股骨 2.牛胸椎 3-5.牛肋骨 6,7.肩胛骨碎片（未知物种） 8.牛腰椎 9.鸡右尺骨 10.鸡右股骨 11.鸡左胫跗骨 12.鸡右肱骨
图二 M40的2号棺内埋葬有羊骨和鸡骨
1、3.羊右肩胛骨2.羊腰椎4.羊左尺骨5.羊左桡骨6.肋骨7.鸡右股骨8、9.鸡左右跗跖骨
3. 埋葬动物的骨头
除M23埋葬的是一条完整的狗外，其余墓葬均为肢体残缺的陪葬品。
随葬羊骨墓共12座，所用骨骼部位有下颌骨、肩胛骨、肱骨、尺骨、桡骨、髋骨、腕骨、胸椎、腰椎、肋骨等。M36填土中仅发现1块下颌骨，M37仅发现1块髋骨。随葬部位主要为肩胛骨、桡骨、尺骨、椎骨、肋骨等，以动物前臂骨为主。组合形式包括2座单葬前肢或肋骨墓，1座同时葬前肢与肋骨，1座同时葬前肢与椎骨，1座同时葬前肢、腰带骨、肋骨，5座同时葬前肢、椎骨、肋骨。多数墓葬由前臂+脊椎+肋骨组成。
猪随葬墓葬共5座，所用骨骼部位包括肩胛骨、肱骨、尺骨、桡骨、股骨、胫骨、跟骨、距骨、肋骨等，分别属于前肢（肩带骨、上臂骨、前臂骨）、后肢（股骨、胫骨）和胸廓（肋骨）。其中3座墓葬以前肢为尸身，2座墓葬以前后肢并用，且前肢为尸身主要部位。
随葬鸡的墓葬共4座，均为汉墓，所用骨料包括头骨、胸骨、锁骨、喙骨、肱骨、尺骨、股骨、胫骨、跗跖骨等，其中随葬鸡的仅有1个头骨神之墓地2.6，因此骨料以肢骨为主。
随葬狗的墓葬有3座，M23随葬整只狗，可能与狗作为狩猎伙伴或宠物的身份有关；M15随葬桡骨；M19随葬肩胛骨、尺骨、桡骨及腰椎等；单独随葬的肢体部位主要为前臂。
随葬牛骨的墓葬有3座，所用骨包括肱骨近端、股骨、腰椎、胸椎、肋骨等，组合方式有单独使用肢骨或肋骨，也有肢骨、脊椎、肋骨等组合使用。
此外，在羊、猪墓葬中，也有使用2～4只同类动物，不同个体埋葬于同一侧、同一骨骼部位的现象，代表着最少2～4只个体。其中羊墓有5座，猪墓有1座，且多为战国时期墓葬。这种特殊的丧葬习俗应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贫富差距有关（图3；图4）。
图3：M12墓葬羊骨（最少个体数：4件）
1、2. 绵羊左桡骨 3-5. 绵羊右尺骨及桡骨 6. 绵羊右桡骨 7、8. 绵羊左肩胛骨 9-11. 绵羊右肩胛骨 12. 绵羊腕骨 13. 绵羊胸椎 14-19. 绵羊腰椎 20-25. 肋骨 26. 骨碎片（种类、位置不明）
图4：M18随葬猪骨（最少数量：2件）
1、2.猪右尺骨 3、4.猪右桡骨 5、6.猪右肩胛骨 7、8.肋骨 9.骨碎片（种类及部位未知）
总体来看，曹家庄墓地随葬动物骨以前肢为主，或单独使用，或与脊椎、肋骨等配合使用，动物头部和后肢也有使用，但数量较少，羊不伴有后肢。随葬动物前肢以肩带、肩胛骨、尺骨、桡骨等前臂骨为主，掌骨及其下方的蹄骨未被使用，后肢亦未被使用。
4. 埋葬动物的死亡年代
由于埋葬骨骼多为肢骨，根据肢骨近、远端骨骺的融合程度可判断埋葬动物的死亡年龄。可判断死亡年龄的羊有18只，其中6个月以下1只，6至12个月之间4只，1至3岁之间6只，3岁以上2只，3岁以下5只。从羊的年龄结构看，3岁以下未成年人居多，约占88.8%；可判断死亡年龄的猪有4只，其中1岁以下3只，根据骨骺的融合程度判断为3岁以下1只，猪的年龄结构也以未成年人为主；可判断死亡年龄的狗有2只。 M19中埋葬的狗的死亡年龄根据骨骺融合程度判定为1.5岁以上，M23中的狗年龄在6至12个月之间；仅有1头牛可判定年龄在3.5岁以上。从以上分析可知，曹家庄墓地埋葬的动物年龄结构以未成年动物为主，无论是羊还是猪，未成年动物的比例占到70%以上，有以幼年动物作为陪葬物的习俗。
5. 骨骼表面的人造痕迹
由于随葬品大多为动物肢体，因此骨骼表面常有肢解痕迹，此类痕迹在牛、羊、猪、狗和鹿等动物骨骼上均有发现，痕迹多位于骨骼两端的肌腱或关节处，分为割痕和剁痕两种。各骨骼上主要肢解痕迹分布如下：肩胛骨，5块出现肢解痕迹，分布在肩胛冈下方、肩胛骨后缘、肩胛冈肩胛冈脊部、肩胛冈肩胛冈切迹、肩胛冈前缘、髋臼喙突处；肱骨，3块出现肢解痕迹，位于肱骨头、大结节前侧、远端内外侧、及外脊上；桡骨4块出现肢解痕迹，位于近端前方、内侧或远端前方； 尺骨有3块断肢痕迹，位于尺骨结节内侧及半月切迹处；股骨1块有断肢痕迹，包括大转子前侧及股骨干中部有割痕，股骨干中部有3处深割痕；椎骨4块有断肢痕迹，其中2块位于前关节突，2块椎骨被切断；肋骨19块有断肢痕迹，其中9块肋骨头部或颈部有割痕，8块肋骨头部及颈部均有割痕，2块肋骨中部被切断。从骨面痕迹分布看，多为单独或成群排列，割痕多较浅，断肢部位相对固定，展现出断肢者娴熟的断肢技术。
表1 蒲县曹家庄墓地动物骨骼埋藏统计表
6. 埋葬动物的摆放
尸骨放置方式大致可分为棺内（墓主头侧2例、足侧2例、上身人骨1例）、棺内（2例）、龛内（5例）、棺足盒外（5例）、填土内（1例）、器物内（4例，其中陶盒内1例、陶罐内3例）。战国及西汉武帝初期，尸骨主要放置在龛内，武帝晚期至王莽时期的墓葬，尸骨多放置在棺足盒内。
2. 相关问题讨论
1.曹家庄墓地埋葬动物的性质
曹家庄墓地随葬动物的使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随葬完整的动物，仅M23随葬有完整的狗，狗置于棺椁西南，侧卧，头朝西，而墓主人头朝北，与墓主人头部朝向不一致。使用完整的动物作为随葬动物可能与它们生前作为宠物或狩猎伙伴的地位有关，在主人去世后，它们随葬于主人身边，继续赋予它们陪伴或关爱、守护的象征意义。
另一类是随葬动物的部分肢体，主要是前肢，多为带肉较多的骨头，很少见头骨、蹄骨。这种葬式是将肢解的肉随葬，随着时间的流逝，肉已腐烂，只剩下骨头。根据出土位置的不同，可分为三类：1.放置在棺内人骨、脚部或上身的侧面，如M3、M40:16。肉食放置在靠近墓主的地方（图5）；2.放置在棺外的龛、脚盒中，以及棺内，如M12、M14、M15、M18、M25、M28和M31。这些随葬肉食成堆摆放，多与随葬品一起摆放或与随葬品对称摆放在棺材两侧（图6）； 3、随葬品中放置肉食，如M13:5、M41:2、M28:2、M30:16。除M28在器物中发现动物骨骼，随葬品肉食置于棺外外，其余三座墓葬中均只在器物中发现肉食。这种将动物肉食随葬的方式，无论是放在棺内、龛内、棺外，还是放在器物内，都是随葬品，应视为肉食随葬。前两种放置动物肉食的方式，与《礼记》丧葬仪典中“保生”的记载和《礼记》士人纪习礼的记载类似。林青曾指出，《礼记》士人纪习礼中关于士人随葬品的记载，与今天考古发现的战国中小型墓葬中的器物组合方式相当吻合。 那么曹家庄墓地战国墓葬出土的随葬动物与《纪希历》所记载的“宝生”有关系吗？《纪希历》记载文人的随葬品有：“二宝、三绍、粟、黍、麦……器物：弓、箭、犁、锄、二墩、二杆、盘、镬。”
“其中‘包二’即包羊腿、猪腿各一只。而‘包牲’用的牲腿并非整只腿。《纪习礼》载：“洗巾裹牲，取下身。”郑玄注云：“折前胫取臂、前臂，折后胫取骨。”“臂”指尺骨、桡骨，“臂”指肱骨，“骨”指胯骨。关于随葬品及包牲的摆放，《纪习礼》载：“至于墓……藏其旁器物，详明其形。藏其旁包筜。” 加折，后折回”，器物与筐子“成对摆放”，并置于棺侧。结合以上文献中筐动物的记载，与曹家庄墓地战国墓葬中的陪葬动物方法对比，两者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如M14为羊腿与猪腿组合陪葬，其余墓葬虽无羊猪组合陪葬，但均以羊腿陪葬，且有3—4只羊腿同时葬于一墓的现象；所选用的骨骼以前肢尺骨、桡骨、肩胛骨为主，未用掌骨、蹄骨，后肢骨骼中仅见髋骨；陪葬器物与肉多一起置于棺侧龛内。这些以肉配葬的方法，虽然与曹家庄墓地战国墓葬并不完全一致，但与曹家庄墓地战国墓葬中随葬的动物方法相似。与文献记载的“筐畜”相比，诸多相似之处证明这种用畜方式可能与《纪习历》记载的“筐畜”有关，曹家庄墓地西汉墓葬中类似的用畜方式，应为战国时期原始葬俗的传承。
图5：M3葬肉与人骨并列
图6：M14：龛内摆放的丧葬肉
二、曹家庄墓地动物葬体现出的经济类型
曹家庄墓地所处区域战国至两汉时期为农牧混交区，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融合的重要节点区。从随葬动物种类来看，既有畜牧业经济的代表动物——羊、牛，也有猪、鸡等典型的农耕经济动物，体现了其半游牧半农耕的经济文化类型。羊是墓地中随葬动物的最主要形式，个体数最少，约占动物总数的53.8%。在20座有随葬动物的墓葬中，有12座墓葬有羊陪葬。此外，除M18、M30、M33三座墓葬单独出现猪、鸡外，其余多为与羊配葬。 羊作为畜牧业经济的代表动物种类，其陪葬动物的大量使用，反映了畜牧业在该遗址半游牧半农经济形态中占有较高的比重。
三、不同时期祭祀方式的比较
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及墓葬特征等资料，发掘者将墓地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战国至西汉武帝初期，为三晋人及其后裔墓葬；第二时期为汉武帝晚期至王莽时期，为匈奴人墓葬。其中，伴有动物的墓葬有M3、M12、M13、M14、M36、M37、M15、M16、M18、M19，为三晋土著人及其后裔墓葬；M33、M23、M32、M40、M41、M1、M25、M28、M31、M30，为匈奴人墓葬。
首先从随葬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来看，战国至西汉武帝早期墓葬中随葬动物以羊为主，其次是猪、狗和牛。汉武帝晚期至王莽时期墓葬中随葬动物也是以羊为主，其次是鸡、猪、狗和牛。二者均以羊为主要随葬动物，但不同的是西汉中晚期墓葬中以鸡为主，且使用频率较高。在随葬动物组合中，鸡也是与牛、羊、猪搭配使用，这应该与当时家鸡普遍且易于饲养有关。
其次，从尸骨的放置方式来看，战国至西汉武帝早期墓葬中的陪葬动物，多置于墓侧龛内，也有的置于墓主人的头侧或脚侧。而武帝晚期至王莽时期的墓葬中，则多置于棺外足箱内，也有少数置于棺外或人骨的上身。这种不同的放置形式，应与不同时代的墓葬结构或特殊风俗有关。
第三，从随葬动物的部位来看，两期墓葬主要用到前肢骨、肋骨和脊椎骨，基本没有用到头骨和蹄骨（蹄包括掌骨、跖骨及其以下部分），有同侧埋葬2～4块来自不同个体的同一动物前肢骨的现象。我国发现的匈奴墓葬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甘肃、青海和陕北地区。祭祀动物比较多，随葬动物种类以马、牛、羊为主，猪、狗等少量。随葬部位以头、蹄为主，多置于死者头部一侧棺椁与墓壁之间的空地上。 这种随葬头蹄的习俗在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和陕北一带的游牧文明中较为普遍。袁静、安家元认为，它的本质可能是用头蹄来象征一只完整的动物。头蹄是动物身体上肉较少的部分，而腿骨上部（主要是前肢）和肉质丰富的胸肋部位则常用于陪葬。这两种不同的动物使用方式，应该代表着不同的陪葬功能，如果前者的头蹄代表的是整个动物，其性质应该更接近祭祀动物；而后者则应该归类为肉食随葬。近年发掘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富鲁塔墓地，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中普遍采用动物随葬，即肉食随葬，也有使用头蹄的。 死亡动物的肉一般放在墓主头部的侧面或随葬品上，而头骨和蹄骨则置于墓葬的填土中，通常位于墓主脚端靠近墓壁的位置。两种埋葬方式混合使用，但已发表的资料中没有涉及更多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信息，随葬的肉和放置的头骨、蹄骨是否属于同一个体尚不得而知。两种方式混合使用的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这可能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文明丧葬习俗的交流与融合有关。
除M23外，曹家庄墓地中所有汉武帝晚期至王莽时期的墓葬均以动物肉作为陪葬品。这种使用动物的习俗与匈奴墓葬中以头、蹄为陪葬品的习俗完全不同，更接近于该墓地战国及西汉早期使用动物的习俗。如果结合墓葬结构、器物特征以及人类学分析，确定该墓地中汉武帝晚期的族群的确为匈奴，那么他们以动物肉作为陪葬品，尤其是以猪、鸡为陪葬品的习俗，既体现了他们对当地汉族原有习俗的继承，也是迁徙内地的匈奴汉化的重要表现。
3. 结论
曹家庄墓地陪葬动物种类以羊为主，其次为猪、鸡，牛、狗所占比例较小。陪葬动物组合有单独使用羊、猪或狗，也有“羊+X”、“猪+X”、“鸡+X”等组合。鸡在汉代墓葬中使用较多，这种羊、牛、猪、鸡的组合，体现了半游牧半农耕的经济类型。陪葬的猪、羊死亡年龄较大，尚有留幼习俗。除M23为整只动物陪葬外，其余均为带尸肉陪葬。使用部位主要是前肢的肩带和前臂，头骨、掌骨及以下蹄部未使用。前肢单独使用或与脊椎、胸肋等组合使用。 同时结合死尸肉的摆放位置以及与文献记载的对比，推测战国墓葬中随葬死尸肉的性质可能与贵金属有关。曹家庄墓地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的随葬动物习俗与匈奴的随葬头蹄习俗有明显区别，但与战国、西汉初期的随葬动物习俗有相似之处。该墓地西汉中晚期墓葬的族属仍需结合多种因素进行考证。无论是当地民族后裔对原有葬俗的传承，还是外来民族对当地葬俗的传承，对于探讨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 来源/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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