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只出生圈养大熊猫被起名为“绩笑”
编辑| 朱杰树
2019年6月5日凌晨,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阳光产房里,大熊猫“吉丽”产下“胖姑娘”——今年世界上首只圈养大熊猫出生。 名为“霁霄”。 三个月后,“霁霄”正式公开亮相,灰白色的皮毛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基地工作人员表示,这种灰色皮毛可能与家族遗传有关。 其实,“姬笑”奶奶“姬笑”的后代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年轻时黑色部分特别淡。 就像“打印机没墨了”一样,半年后这种情况就会逐渐恢复正常。 除了毛色之外,“霁霄”这个名字也引起了人们的调侃。 央视主播朱广权用了他标志性的冷幽默,“叫它‘霁霄’可能是为了庆祝大熊猫繁育表演的顺利完成。” ”
在中国,大熊猫是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 人们为新生的大熊猫欢呼,为熊猫直播频道上可爱的熊猫宝宝融化了心,为熊猫俘获了外国友人的心而感到自豪……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大熊猫如今享有“国宝”地位的它,在中国历史上早已默默无闻——我们在古代的金属器物、陶瓷器物上都找不到它的身影,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见不到对它的描述——它的文化地位远远不如就龙而言,凤凰、麒麟等中国“神兽”连蝉、蟋蟀都比不上。 那么,这种“只能拍黑白照片”的胖乎乎、毛茸茸的动物是如何成为“国宝”的呢?
加州圣玛丽学院历史学副教授、中国环境史学者宋艾琳娜表示,大熊猫的国宝地位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她在2018年出版的《熊猫》一书中指出,大熊猫作为国家偶像的地位部分是由于它可爱的外表,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定义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一个环节。 大熊猫悠久的生物历史、稀有的种群数量、缺乏传统文化意义,实际上符合20世纪中叶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需要。 “作为指导科学和大众民族主义的官方目标,大熊猫的崛起恰逢中国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的急剧崛起。”
“霁霄”已经筋疲力尽想要翻身了。 图片来源:从“活化石”到国宝:大熊猫的发现与保护
1955年,北京动物园迎来了三只来自四川的大熊猫“萍萍”、“星星”、“沁”。 萍萍是第一只进京的大熊猫,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1956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组题为《萍萍日记》的图片,报道了大熊猫“平凡”的一天。 宋亚兰发现,从20世纪40年代的《良友画报》到1950年代的《人民日报》,媒体在新闻报道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大熊猫的外貌、特征、栖息地等基本信息。 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对于全国大多数人来说,大熊猫是一种陌生的动物。 这也意味着,直到20世纪中叶,大熊猫才开始成为“文化中国”的一部分。
这种不起眼的动物最初是由前往中国的西方科学探险家发现的,并因其在西方生物分类中引起的争议而广为人知。 1869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阿尔芒·大卫(Père Abbé David)首次将大熊猫引入西方世界。 他将在中国发现的特色动植物标本送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中包括大熊猫。 。 当时,四川当地人称大熊猫为“白熊”,阿尔芒·戴维形容它为“著名的黑白熊”。
阿曼德·戴维敏锐地意识到大熊猫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动物,但他没想到大熊猫可能不是“熊”。 法国动物学家阿方索·米尔恩-爱德华( Milne-,1835-1900)在检查了大熊猫标本的牙齿和骨骼后认为,大熊猫不是熊,而是浣熊,它的许多特征与浣熊非常相似。小熊猫(当时称为大熊猫)是动物学家于19世纪初在喜马拉雅山发现的。 为此,他发明了一个新词“熊猫”,以在名称上区分这两种动物。 前者被称为“大熊猫”,后者被称为“小熊猫”。
米内-爱德华对熊猫的重新分类,不仅确立了大熊猫的拉丁文和通俗名称,还让“大熊猫”取代了四川话中的“白熊”和“花熊”,成为这种黑白相间的动物的正式中文名称。 姓名。 然而,“大熊猫”这个名字仍然反映出它的分类学争议:它属于熊科()还是浣熊科()? 直到今天,尽管科学家们已经掌握了DNA分析技术,但它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根据科学家对大熊猫化石的研究,历史上大熊猫的栖息地比现在要广阔得多(主要分布在四川、陕西、甘肃省的山区)。 几年前),大熊猫的活动范围包括整个中国南方地区,从现在的越南南部到北部的北京。 大熊猫广泛的史前活动范围赋予了它当地动物的地位,并成为国宝。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材料基本掩盖了早在1915年越南和缅甸就出土过大熊猫化石的事实。宋亚兰认为,“这种令人费解的遗漏反映了中国出版商的行为”。 民族主义担心中国应该是大熊猫的唯一起源地。”
2008年7月,来自四川卧龙灾区的大熊猫在福州熊猫世界的浴缸里洗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献中不断强调大熊猫是“活化石”。 科学家发现,大熊猫缺乏进化变异,数量远少于存活到现代的其他原始动物。 大熊猫能够在冰河时期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被宣传为奇迹,这进一步增添了大熊猫的神话。 因此,在中国语境下,有关大熊猫作为“活化石”的讨论往往会伴随着“国宝”、“稀有动物”等描述——大熊猫悠久的生物历史和稀有的数量使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受欢迎的。 宝贵的。
同时,宋亚兰指出,大熊猫缺乏文化象征意义实际上是它成为国宝的前提之一。 大熊猫并不是中国历史、神话和文学中关注的对象。 它甚至与人类关系甚远,缺乏食用和经济意义。 然而,其意义的缺失也使其成为更合格的现代中国标志。 “由于大熊猫没有明显或广泛接受的传统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必担心它是否会在帝制时代引起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负面联想,并且可以享受熊猫与中国的地理联系。”她写道:“这些积极的、全国性的内涵,加上熊猫迷人的外表,给予了官方支持,使其成为国内外流行的象征。”
196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规定必须保护两类动物。 第一类是珍贵、稀有的特产禽兽,第二类是经济价值高、数量稀少或者目前有一定数量的我国特有的禽兽。 第一类共有19种珍稀鸟类和动物中,大熊猫名列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的这项政策虽然有着促进经济复苏的明显目的,但系统性保护对经济发展没有贡献的“珍贵稀有”动物的建议也说明了国家层面对大熊猫的反应。 它们以几只动物为首,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同年,四川省林业厅指示平武县筹备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19种珍贵稀有动物中,有9种为四川特产。 这引起了四川省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 经过有关专家的认真调查核实,平武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965年正式成立,成为我国首批建立的四个自然保护区之一,旨在保护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大熊猫的特殊地位由此确立。
2005年5月9日,福州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大熊猫一号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接受体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成为国家偶像:20世纪60年代的大熊猫和20世纪70年代
平武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后不久,中国就进入了十年动乱。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大熊猫的形象在全国广泛宣传。 “它已经成为一种家喻户晓、被广泛接受的创新传统艺术形式、歌颂祖国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珍稀动物,而是国宝,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骄傲。无论是科学性还是科学性,对熊猫的研究或熊猫形象在工业和美术中的广泛使用有助于推动这一转变,”宋亚兰写道。
虽然科学家发现熊猫是一个政治上安全的研究对象,但艺术家和制造商发现,将熊猫形象融入艺术创作和工业生产与文化大革命的反传统基调密切相关。 宋亚兰指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熊猫已成为现代中国的代名词。 研究大熊猫、描绘大熊猫、批量生产大熊猫图像,都是无可非议地赞扬这一珍贵的中国财产,甚至是赞扬中国。 这些举动不仅确立了中国对大熊猫的所有权,也激发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
以大熊猫作为创作对象已成为艺术界的一大趋势。 20世纪之前,中国传统绘画中几乎看不到大熊猫的身影。 正因为如此,大熊猫在帝制时代不带封建社会的不良联想,成为社会主义时期优秀的创作主体。 1963年,也就是国务院将大熊猫列为珍稀保护动物的第二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大熊猫主题邮票,邮票上有著名画家的水墨画。吴作人. 栩栩如生的大熊猫拿着竹子,津津有味地吃着。 熊猫邮票的发行不仅证明了大熊猫作为国家形象的地位,也明确了大熊猫是公认的中国绘画主题。
1963年发行的大熊猫主题邮票
无独有偶,与此同时,大熊猫的形象也开始在国外广泛流传。 196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采用大熊猫作为其标志。 大熊猫在20世纪30年代和1940年代被送往国外,并开始在西方社会受到欢迎。 尽管世界自然基金会当时并没有大熊猫保护项目,但相关负责人认为,大熊猫象征着基金会的愿景。 宋亚兰还指出,20世纪60年代是彩色印刷非常昂贵的时代。 大熊猫的黑白和简单的线条帮助这个年轻的NGO降低了沟通成本。
在中国的工艺美术界,大熊猫的形象也被广泛运用。 整个文革期间,《人民日报》不断推动将大熊猫作为新的设计元素融入到传统工艺美术创作中。 1972年8月,媒体报道湖北省一家纺织公司推出了熊猫吃竹的新图案,取代了花、鸟、虫、鱼等传统图案。 同年,景德镇一家瓷厂因推出大熊猫和乒乓球图案瓷器而受到媒体认可。 《人民日报》在《积极发展传统工艺美术生产》一文中赞扬了该厂的现实创作。 1973年,《人民日报》在《传统工艺新谈》一文中报道,广西一家布厂推出了一种新的织锦图案,名为“熊猫竹”。
此外,大熊猫越来越多地运用在品牌设计中,成为推动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工具。 第一个家喻户晓的熊猫品牌是南京无线电厂推出的熊猫收音机。 1956年,毛泽东视察南京无线电厂,参观了无线电生产线。 他很高兴看到国产收音机,并鼓励它们达到新的技术高度。 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南京无线电厂开发了一款体现近十年发展新水平的电子音响产品,并将其命名为熊猫1501特级收音机。 此后,工厂延续了“熊猫”品牌古代熊猫人矿镐,陆续推出了熊猫系列收音机。
熊猫1501专用收音机
在此期间,熊猫成为备受追捧的商业符号。 1960年,《人民日报》报道内蒙古某乳制品公司推出熊猫牌炼乳和酥油制品。 大熊猫与乳制品或内蒙古没有直接联系,但这并不妨碍经营者使用该商标。 开拓全国市场,连接内蒙古与国家形象。 1962年,《人民日报》在《有趣的塑料玩具》一文中报道,一家塑料制品厂推出了塑料熊猫玩具,称熊猫胖乎乎的身体和又黑又圆的大眼睛,是孩子们理想的玩具。 。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首部彩色科教纪录片以大熊猫为题材。 这部纪录片名为《熊猫》,描绘了王朗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美景和独特的生物,展示了中国电影制作技术的最新成就。 《熊猫》得到官方支持,并被送往印度和意大利的国际电影节。 同时,中国政府还将“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给伊朗、伊拉克等国。
“大熊猫不仅没有受到政治关联的影响,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毫发无伤地幸存下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熊猫从民族主义的表达变成了公认的国家象征。 然而,当人们反思文革、受到文革创伤时,却不会想到大熊猫……大熊猫的政治本质就在于它与生俱来的能够散发出非政治的气息, ”宋亚兰写道。
政治化与非政治化:当大熊猫走出国门
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大熊猫“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双重性在“熊猫外交”中日益显露出来——中国政府开始将大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府。 这一友好举动标志着曾经封闭的中国开始敞开国门,向外界伸出橄榄枝。 宋亚兰指出,“大熊猫曾经是民族主义和自力更生的象征,现在它帮助中国打通了与外界的沟通渠道。”
随着中国开始考虑缓和与西方的关系,“熊猫外交”于1972年正式启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夫妇访华。 尼克松夫人北京之行的一站是北京动物园。 她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动物园里的大熊猫,了解到中国科学家已经掌握了人工繁育大熊猫的技术。 尼克松夫妇离开中国前,中国政府决定向美国捐赠一对大熊猫。 为了向美国解释这一决定的重要性,国家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官员提出了“国宝”一词。 美国政府捐赠了一对麝香牛作为礼物。 当运送大熊猫的美国空军军机抵达华盛顿机场时,“玲玲”和“星星”受到了如同访问美国的国家元首般的待遇。 包括总统夫人在内的1000多名政要和名人出席了在国家动物园举行的欢迎仪式。 大熊猫的到来也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极大兴趣。 平均每小时有1000人入园参观大熊猫。
在消化了尼克松访华的事实后,日本当局感到,终于到了打破冷战束缚、正式与中国建立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时候了。 1972年9月,新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后,周恩来总理向日方提出,中国愿意向日本捐赠一对大熊猫。 当大熊猫“康康”和“兰兰”抵达东京时,日本社会给予了它们和美国一样的热烈欢迎。
2019年6月16日,日本和歌山县白滨町动物园“冒险世界”为大熊猫“爱明”庆祝父亲节。 永明已经拥有15只大熊猫幼崽,公园表示“如此高繁殖能力的雄性大熊猫在世界上很少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鉴于捐赠大熊猫在美国和日本引起的积极反响,中国政府信心十足地开展“熊猫外交”,重新定义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宋亚兰指出,1971年至1976年,中国政府间组织成员从1个迅速增加到21个,熊猫国礼是中国国际关系战略转变的明显标志。 截至1982年,共有9个国家接收过大熊猫,包括苏联(1950年代)、朝鲜(1960年代)、美国(1972年)、日本(1972年)、法国(1973年)、英国(1974年) )和西德(1974)。 )、墨西哥(1975 年)和西班牙(1978 年)。 大熊猫迅速俘获了海外当地人的心,也增强了中国人对大熊猫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中国自上而下对大熊猫的重视,也让向外国政府捐赠大熊猫的行为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 这种怀疑在20世纪80年代大熊猫灭绝恐慌期间达到了顶峰。 1983年,四川的竹子开花,立刻让人回想起1976年竹子开花后大面积枯萎,导致大熊猫非正常死亡数量增加的悲惨往事。
政府吸取了上次类似事件准备不足的教训,迅速行动起来,动员人们参与拯救大熊猫的行动。 媒体持续报道四川当地人民特别是贫困农民为拯救大熊猫做出物质牺牲的无私行为。 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参与募捐,为拯救大熊猫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20世纪80年代,“国宝”一词被广泛用于拯救大熊猫的宣传动员中,很快“国宝”一词就被视为大熊猫的代名词。
事后看来,20 世纪 80 年代的熊猫灭绝恐慌可能被夸大了。 1988年,中外动物学家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指出,王朗自然保护区没有一只大熊猫被直接饿死。 作者分析了1981年至1985年(大规模竹子枯死后两年)的数据。 )收集了数据并得出了这个结论。 生物学家潘文石经过研究认为,根据1989年大熊猫调查的数据,现有野生大熊猫1000只,意味着每年自然死亡的数量应该在50只左右。 1983年就在这个正常范围内,那一年的恐慌并不是真正的危机。
尽管如此,对大熊猫灭绝的恐慌确实让大熊猫的国宝形象神化了,加深了人们对大熊猫稀有、需要精心呵护、失去任何一只都是重大损失的印象。 同样从1983年开始,中国政府决定停止赠送大熊猫,转而出租。 1984年,中国从北京动物园借出两只大熊猫“永永”和“迎新”到洛杉矶动物园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回展览。 洛杉矶动物园因这对大熊猫的到来赚了很多钱,这也引发了世界各大城市向中国租赁大熊猫的热潮。 不过,不少动物学家对短期租赁计划提出质疑,指出此举会扰乱大熊猫的自然繁殖周期,不利于大熊猫的心理健康。 此外,短期租赁计划无异于利用大熊猫作为摇钱树,严重违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动物权利活动人士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 经过深思熟虑,中国政府于2007年正式终止大熊猫短期租赁计划,并宣布后续所有租赁计划均为大熊猫长期国际合作繁育研究项目。 要求合作的外国动物园必须保证十年以上的租赁期限,每年向中方支付100万美元(租赁费定得太高,动物园很难从大熊猫展览中获利)。 如果在租赁期内出生了大熊猫幼崽,则需要向中国支付额外费用,几年后(通常是三年)将新生大熊猫送回中国。 长期租赁大熊猫也因此成为当今最常见的“熊猫外交”形式。 国外接受大熊猫的动物园通常会为这些尊贵的客人准备宽敞豪华的独立场地,负责照顾大熊猫的工作人员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
莫斯科动物园的大熊猫。 2019年4月29日,“如意”和“丁丁”离开四川家乡,来到俄罗斯,开始了15年的寄居生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今年4月,大熊猫“星二”、“毛二”落户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开启了长达15年的大熊猫科研与保护国际合作。 为此,哥本哈根动物园以太极八卦图为灵感,专门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场馆,耗资高达1.5亿丹麦克朗(约合2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7亿元)。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亲自为熊猫馆揭幕。
在大熊猫欢迎仪式上,玛格丽特二世表示:“我要向哥本哈根动物园和所有参与这项伟大工作的人们表示祝贺。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它们,我希望我们能在很多年里看到它们。” 据丹麦当地媒体The Local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2%)认为丹麦同意租赁大熊猫将改善两国之间的商业机会。 这再次说明,租赁大熊猫不仅是中国向其他国家表达善意,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行为。 在宋亚兰看来,“熊猫外交”的成功在于这些活生生的动物以可爱无害的外表消除了政治算计的冰冷。 大熊猫作为中国国家的象征,使中国享誉海内外。 形象变得更加柔和、更加平易近人,这正是这个快速崛起的国家所需要的。
正因为如此,大熊猫的“国宝之路”与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进程紧密相连。 因此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其生物学意义。 与中国一样,它的复杂性难以简单概括。 正如宋亚兰所说:“大熊猫作为一种动物、一种形象,在连接自然与民族主义、科学与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难以定义、无法忽视、又容易被低估的大熊猫就像现代中国。”就像它的起源国一样,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它的世界。”
熊猫:中国的象征
E·埃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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