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期的变数：关中与董卓为家
历史是各种因素积累的结果。 如果其中一个因素发生变化，历史的面貌就会完全不同。
汉末三国时期，关中是引起变革的一个因素。
关中素有“沃土天富之乡”之称。 周朝以关中为起点，征服殷商，建立了长达八百年的冀州王朝。 秦国以关中为基本根据地。 只需要驻守山西境内的运城、函谷关一线，就能击败关东。 六个国家在统一国家之前面临的挑战。
楚汉战争结束后，众多英雄劝刘邦定都洛阳。 只有刘静和张良建议：
“关中左有威汉，右有龙蜀，良田万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源之利，三面封锁，一面防守，东方制诸侯，此谓千里金城，天府之国。”
刘邦明白了这一地理优势，立即率领群雄西进，定都长安，安家关中。
东汉末年，凉州人董卓前往洛阳执掌朝政，但未能与关东士族和解。 面对“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反扑，首先想到的就是迁都长安，安居关中，与关东接轨。 贵族们进行了一场持久战。
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在洛阳屠杀富贵人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 他挖掘帝王、大臣的坟墓，获取随葬品。 随后，他烧毁了洛阳城和附近200英里的房屋，迫使数百万人迁移到关中。
这是董卓无法洗刷的暴行，但通过暴力掠夺，董卓却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人口。
按照董卓的想法，有了这些财富和人口，他就可以稳定关中的经济基础，与关东士族进行持久战。
到达关中不久，董卓就派人联络凉州的马腾、韩遂，准备与凉州军阀会盟。 《资治通鉴》用的词是“并山东”，马腾、韩遂收到董卓的信后，立即率兵前往长安朝拜。
如果董卓能够稳定关中，将马腾、韩遂纳入麾下，再加上董卓在羌胡之间的号召力，那么函谷关以西的关西地区就会人口、财富、兵力稳定。
与关东诸侯相比，董卓在乱世的起点仅次于袁绍。
说实话，当时的董卓是想努力执政的。
董卓在洛阳时，羞辱了经验丰富的河南尹竹君。 越骑校校尉盖勋劝他用言语吸引人才，不要羞辱善于打仗的朱俊。 董卓的反应是“卓乃谢他”。
到达长安后，董卓想在地位上与姜太公抗衡，并称他为岳父，但蔡邕不同意，并建议他等到征服关东，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就后。 董卓的反应又是“卓乃志”。
此时的董卓具有明朝统治者求贤纳士的风格。
而且，董卓还有断事的能力。
董卓和孙坚是老战友。 两人跟随张温前往凉州平叛。 他们非常清楚孙坚的能力。 关东诸侯攻打董卓时，孙坚一路追杀华雄，令董卓忌惮孙坚。
但董卓也不担心。
他和石刘艾首领分析道：“孙坚是一位能力出众的英雄，如果他成为自己的势力，可以成就很多事情，但如果他跟随朱元，他迟早会死无葬身之地。” ”。
结果正如董卓所料。 北上挑战董卓时主动投靠袁术的孙坚，一年后死于荆州黄祖手中，其军队被袁术吞并。
迁都长安的董卓，有能力、有威望、有兵力、有财富，可以全面整合关中的资源，与袁曹向东抗衡。
缺点是喜怒无常，动不动就杀人。
正是这个缺点，让与董卓妃子有染的吕布心生恐惧和不安。 他最终与谋划刺杀董卓的王允联手，当街持矛刺死了董卓，然后将董卓尸骨碾碎，化为灰烬。
董卓死了，整合关中资源、向东争霸的事业很快就夭折了。
因为王允策划刺杀董卓的初衷是——“关东养义兵者，皆是我弟子”。 也就是说，王允认为关东的诸侯大多与他有师生关系，所以他打算刺杀取代何进的新亲戚董卓。 取代袁伟的新士绅领袖。
也就是说，王允与关东诸侯们志同道合，根本不关心整合关中事业。
因此，从公元192年开始，关中失去了扛旗人，走上了急速衰落的道路。
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变数。
董卓死后，关中进入割据统治时代。
作为董卓的老部下，李傕、郭汜等人担心被王允清算三国王牌军阀，于是准备解散部队回乡，希望此生成为富翁。
然而贾诩、李珏等人却说道：
“你解散部队，就是个普通人，派出所的警察都能对付你，你还是个有钱人吗？痴心妄想。除非你整顿部队，攻入长安，夺取政权。”有了朝廷，我们凉州人就有了活路。”
贾诩很准确地看到了问题，他的话道出了董卓死后关中的情况。
于是李傕、郭汜等人组织军队西进，一路拉拢董卓旧部。 当他们到达长安城的时候，已经有数十万人了。 随后攻破长安，杀了王允。 吕布逃往南阳投奔袁术。
由于他们“报董卓”的功绩，李傕成为了阳武将军，郭汜成为了阳烈将军。 两人共同掌控长安的事务。 范丑等人成为中郎将，成为关中最有自尊的军阀。
这种情况不能说与袁世凯死后北洋的解体没有关系，至少是完全一致的。
熟悉近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军阀的自尊心导致了国家的四分五裂。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主导全局。 结果就是，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没有一个军阀愿意竭尽全力抗日，导致中国沦为半壁江山。
汉末的关中也类似。
李傕、郭汜等人都是董卓的旧部。 攻打长安只是政治斗争压力下的一次救命行动。 一旦进入长安，夺取政权，谁的能力、名誉、兵力会比谁差？ 换句话说，谁比谁更好？
所以，李傕、郭汜、范稠、张济等人谁也不服谁，也从来不去争夺一个能挺身而出、整顿关中山河的人。
这些人就像狗一样打架。 李傕“挟天子以令诸侯”，郭汜则绑架大臣。 其他人坐在山上看虎打架，随时准备取代他们的位置。 马腾、韩遂见机，也派兵攻打长安，准备火中夺取栗子。
公元194年，李傕、郭汜、范丑等均开设官府，管理朝政。 与三王府合称“六府”。 群臣、将领、将军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即使推荐人，也是先任命的。 两个月后，李傕的将被郭汜的取代，再过两个月，范丑的将被取代。
不一定要冒犯别人。 如果你长期使用它，你会得罪别人。 然后依次使用，就不会得罪任何人了。
至于政务和关中经济，谁管呢？
整个函谷关以西，蠢事不少，整合关中资源，东征争霸，就像董卓生前的梦想一样，从来不在这些军阀的思考范围之内。
公元195年，李傕、郭汜等军阀混战，汉献帝刘协抓住机会，率大臣经河东郡返回洛阳。 于是，曹操就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 人们，在汉末争霸中得到了一张王牌。
到了官渡之战，江东孙策还是有攻打许都的野心的。 所谓的“关中将领”连参战的资格都没有，只能选择保持中立，依靠袁绍或者曹操。
于是曹操先后派魏谦、钟繇控制关中。 关中军阀被一纸圣旨逼得无计可施，纷纷上前向许都曹操进贡。
万一董卓还在呢？
虽然不一定能东渡平天下，但至少可以操纵袁、曹，实现利益最大化。
公元211年，马超、韩遂等关中将领起兵反曹，驻扎潼关数十万大军。 这是汉末关中的最后一次出现。 果然，曹操以离婚之计打败了马超和韩遂，然后送了夏侯渊。 平定剩下的小军阀。
二十年后，关中被彻底赶出了汉末的历史舞台。
而这个时间点，恰逢刘备谋划益州的时间。
三年后，刘备攻入成都，攻占益州。 他用了半辈子的时间，终于有了复兴汉室的基础。 如果之前整合关中的资源，刘备就多了一个可以联合的目标。 如果关中乱下去，刘备也可以出兵。 去北伐，成为整合关中的人。
不管有没有可能，复兴汉朝都是靠刘备、诸葛亮等理想主义者的帮助。
然而天不遂人愿，曹操先攻克了关中。 结果，关中非但没能帮助刘备、诸葛亮复兴汉室，反而成为曹操镇压益州的前沿基地。
这是关中发生变化的第二个历史变量。
关中二十年的动乱，受苦最深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董卓迁都长安，带来了很多人。 再加上关中原有的人口，关中的人力资源非常充足。 董卓死时，仅左凤邑、右辅凤、京兆尹三县就有数十万户。
按每户五口人计算，三县人口有数百万。 与关中其他县一起，这个数字非常可观。
然而，董卓死后两年，李傕、郭汜等军阀大肆袭击、杀戮、掠夺，造成大量百姓死亡。 人民的死亡也导致农田荒废、荒芜。 饥荒的爆发导致更多的人死亡，还有大量尸体未被埋葬。 它还引起了鼠疫的流行。
在这样环环相扣的杀戮中，关中“挨了一点点百姓互相吃掉”，整个关中核心区变成了一片白地。
幸存下来的人不敢在关中定居，纷纷移居国外。
其中一波经汉中迁往宜州（又称四川）。 史书中记载的数字是“数万户”，即数十万人。 刘衍收留了这批流民，并从中选拔优秀的入伍，史称“东周兵”，成为刘衍统治益州的利器。
这群流民在益州没有根基，无法与根基稳固的益州本地人抗衡，所以愿意被刘琰利用，想要依靠刘琰找到出路。
又一波移民经武关—南阳迁徙至荆州。 数量比益州还要多，达到“十万多户”。 刘表没有征服世界的野心，所以他没有让这些难民去当兵，而是让他们选择自己的去处。 农业。
还有一批人留在汉中，人口有几十万。 随着这批难民的到来，原本人口不多的汉中顿时变得人口稠密起来，而张鲁也成为了汉末强大的军阀。
另外，大量的关中人并没有南下，而是投奔了山西的匈奴和陕北的羌胡部落。 他们剃了光头，换了衣服。 从此，他们不再是汉族人，而成为胡人的牧羊人。 后来中国五胡叛乱期间，很多“胡七”就是这群人的后裔。
不仅普通人命运不佳，就连那些有权有势的贵族也日子不好过。
由于关中没有强势崛起，关中权势贵族的仕途并不顺利，不可能仕途强盛。 百姓流失造成的经济疲软，也让关中权贵士族在关东势力面前失去了拉拢的价值。
于是在汉末三国的历史舞台上，关东各地的权贵都在争夺蛋糕，而关中的权贵却默默无闻。 就连东汉“四世三公”之一的弘农杨氏，也被曹操边缘化。
可以说，关中的失败，让一大批普通百姓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让权贵贵族错过了历史赋予的福利盛宴。
攻克关中的曹操面临着人口流失的荒凉局面，必须想办法增加关中的人口，补充劳动力。
人口自然增长非常缓慢，无法满足曹操攻克益州的要求。 于是曹操趁乱世之机，将日益强大的羌、氐等胡族从荒芜的山沟中迁出，安置在关中各郡县。 ，让他们种田，当兵。
东汉末年，这些蛮族部落在边疆制造混乱。 如今，他们通过曹操的移民政策，进一步深入内地，完成了几代人未能完成的目标。
再过百年，曹操迁往关中的羌族、氐族，就是芜湖叛乱的三大策源地之一。
这是关中发生的第三个历史变量。
回顾历史，汉末关中争霸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不团结，以及董卓死后未能争夺领袖。
这个小小的变量，直接造成了地域失败、百姓失败、权势贵族失败三大变量，也间接决定了曹刘争霸的难度。
当时的人们都明白这个逻辑。
当董卓与群臣讨论关东诸侯如何起兵时，尚书郑泰说：“关东好汉，高低错乱，都是养兵坐观成败的人。”失败，不可能同进同退。”
曹操和荀彧讨论关中局势时说，关中诸将群龙无首，必然矛盾不断，维持不了多久。 “我一定会打破它。”
无论关东、关中，有英雄联将，则胜； 没有英雄团结将帅，就会失败。
从汉末到解放战争，古今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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