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吨重的野牛，家牛的祖先，为何彻底消失了？

疲倦的野兽在沼泽旁犹豫着。不知道已经过去多少天了，但密林深处的马戈尔莫人呼唤猎犬的声音依然一步步逼近，他们还没有放弃追击。伤口隐隐作痛。它抽动着鼻孔，盯着前方碧波荡漾，准备参加一场巨大的生命赌博。

野牛生活在欧洲的沼泽森林中林哈德·舒尔茨/维基共享资源

一万年后，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场赌博的结果。软泥未能开辟出路，但泥也塑造了永恒。该骨架于1905 年在丹麦奥谢雷斯出土，现在自豪地矗立在哥本哈根丹麦国家博物馆的展厅中。我们还目睹了——头欧亚大陆原森林之王的风采。

丹麦国家博物馆的野牛骨架| FunkMonk/维基共享资源

与人类同行的巨兽

这并不是人类第一次目睹野牛。

野牛与人类的相遇是漫长而遥远的。大约200万年前，第一批古人类离开非洲。几乎与此同时，诞生于南亚次大陆的野牛也开始了它们的扩散之旅。他们首先征服了中东和北非，最后在25万年前进入了欧洲、中亚和东亚。最繁盛的时候，从不列颠群岛到朝鲜半岛，从北非丛林到西伯利亚苔原，甚至欧洲北海和中国黄海、渤海海底都有野牛的踪迹。已经淹没在海洋中。

野牛骨架的肩胛骨和肋骨上石箭头留下的伤口表明它死前曾被当地玛戈莫斯文化的猎人猎杀|马琳蒂森/维基共享资源

与巨兽同行的人类祖先，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些空武巨兽的存在。在欧洲的一些古老洞穴中，最早的艺术家在石墙上画出了这种野牛的英勇模样。当然，重达一吨的野牛也是人们狩猎的最佳目标。从欧洲到中国的许多古代文化遗址中，总能发现成堆的野牛骨架。像丹麦国家博物馆里的这具骨架，在被丢弃的野牛骨头上不难发现致命外伤的痕迹，而这些骨头的主人也集中在体型最大、体型最大的青壮年阶段。肉类产量最高。这些都体现了人类对这种巨兽的早期利用。

法国肖韦洞(Chauvet Cave) 的野牛岩画，绘制于3 万年前|维基共享资源

人类与野牛的早期碰撞充满了野性，但也随着种植文明的兴起而悄然改变。 8000 至10000 年前，安纳托利亚新月沃地地区完成了欧亚野牛亚种的驯化。一个不到80头母牛的原始群体如今几乎全部成为家牛。牛的起源；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古代文明独立完成了对原牛印度亚种的驯化，今天热带地区大量饲养的瘤牛就是它的直系后代。我们可以推断，野牛在当时一定是极其常见的，因为只有最常见的生物才更有可能被古代人类捕获，并在多次失败的尝试后最终完成驯化过程。

印度本土的瘤牛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物种，但目前的研究发现，它和家牛一样，都是野牛的后代|帕瓦纳贾/维基共享资源

野生动物引入人类社会，看似是一幅浪漫和谐的画面，但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这些最早驯化动物的文明古国也拥有最发达的农业技术和最快的人口增长。驯养牛的最初目的是为植物种植提供劳动力，并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肉类。显然，种植园需要开垦良田，发展城镇需要砍伐木材，这必然会挤压原有牛群的生存空间。

在此过程中，对野牛的狩猎从未结束。人们已经驯养了牛，但是饲养这么大的动物既不划算又费时。当许多地区还处于农业文明阶段时，家牛是农民最宝贵的财产，狩猎野牛作为肉食补充仍然是不可抗拒的诱惑。

古希腊瓦菲奥遗址出土的金杯描绘了一只野牛击倒猎人的场景| Zde/维基共享资源

不可阻挡的衰退

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再现野牛在重压下衰落的过程：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野牛非常稀有；公元前一世纪，即使是征战多年的凯撒，也只是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我们才得以一睹荒野中野牛的幽灵；到了公元十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野牛已经无法形成大群；在十三世纪，它们只能在中欧的偏远地区找到。他们粗重的呼吸声只能在沼泽和森林里偶尔听到。

画中的野牛与狼打斗|海因里希·哈德

欧洲贵族乐观地判断，只要禁止私人狩猎野牛，就足以减缓野牛数量的下降。然而，野牛数量的急剧减少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迫不得已，各国王室颁布法律，禁止大部分贵族猎杀野牛。 1359年，塞莫维特王子允许他的姨妈在他的公国里随心所欲地狩猎，但排除野牛。在波兰西部的森林里，王室还划定了野牛保护区，并以免税、免税等优惠条件招募当地村民看守。对于敢于继续偷猎野牛的不法分子，皇家法律是毫不留情的。一经发现，将被当场判处死刑。

根据骨骼比例绘制的野牛想象图|雅普·鲁文霍斯特/维基共享资源

严格的法律并非没有任何作用。当其他地区的野牛种群最终消失时，波兰确实成为了野牛的最后避难所，但这种庇护只是推迟了悲剧的发生。 1564年，波兰王室对保护区内的野牛进行了彻底清查。人们悲伤地发现，这些巨兽只剩下38只，26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20只。1630年，皇家特使被派往野牛保护区调查牛群的恢复情况。他惊讶地从当地警卫那里得知，最后一批雌性野牛已经在三年前自然死亡。

“野牛，家牛的祖先，一直生活在这片森林里，直到1627 年。”在野牛最终消失的波兰Jakotoluw，人们竖立了一座石碑以表达哀悼|托马斯·库兰/维基共享资源

事实上，波兰幸存的野牛群很可能不再是这个强大群体的代表。 1620年，这头公牛在波兰保护区死去（直到很多年后才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头雄性野牛），用它的角制成的饮水杯立即被赠送给波兰立陶宛联盟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1655年，瑞典与波兰爆发战争，霍恩杯被瑞典带回斯德哥尔摩。

然而，学术界一直对这个角杯是否真的来自灭绝的猛兽感到困惑。与古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野牛角杯往往有一米多长相比，这个就太短了。此前的观点认为，人类对长角野牛的不断猎杀造成的“意外的人工选择”，导致最后幸存的野牛种群变得矮小、短角，但对于这头角杯的mtDNA研究表明，这头公牛有一个单倍型，仅存在于家养牛群中。 “最后的野牛”可能是野生野牛和家牛杂交的后代。

由1620 年死去的最后一只雄性野牛的角制成的牛角杯|安杰伊·菲辛格/维基共享资源

人们正试图培育携带原住民基因的牛，以“恢复”拥有尽可能多原住民基因的个体|亨利·科克迪克·奥滕/维基共享资源

牛年第一天，我讲了一个悲伤的故事，不太恰当，但也很有意义。发生在野牛身上的故事最能体现物种灭绝的悖论和迅速，也最能体现人类在其中的强大推动，却无力试图扭转局面。野牛几乎陪伴了人类整个文明史，直到1627年崩溃才戛然而止。我们与其他自然造物的联系是否会有不同的结局？他们的故事还能一直继续下去吗？站在新的一年的起点，远处的野牛也许能帮助我们解答这个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