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扛着2根钢柱和10颗钢钉，在显微镜前探索真菌世界的奥秘

静心、厚积

1931年，程如勇出生于香港。由于战乱，她一家人逃往西南，她在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坚持完成初中课程。为了不让父母担心，郑如勇放弃了自己最喜欢的大学清华大学，转学到了附近的岭南大学农学院。正是这个选择，为她日后从事真菌科学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40年代，郑如庸的个人照片

1953年，郑如勇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前身）真菌植物病理实验室，师从著名真菌学家戴芳兰院士。

真菌植物病理学研究实验室植物标本室整合了清华大学农学院、中央研究院、北京研究院等单位的重要标本近万份。它们的包装不同，标签书写格式也不一致。科研工作十分不便。因此，戴凡兰给郑如勇安排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这些标本贴标签、贴标签、重新包装。

郑如勇对于这样的安排并没有什么怨言。她静下心来，认真完成每一个标本的整理鉴定工作。当时没有中文打字机，因此每个标本的描述都必须手写，包装也必须重新设计。为了尽快了解各个物种的命名过程，掌握相关研究成果，她学习专业，学外语，查资料，读文献。她在植物标本室呆了四年。

她说：“我的工作主要是把各单位近万份真菌标本整理到中科院，处理全屋子和科外人的信件往来。在别人眼里，这是最单调的。”而‘低级’的工作，也正是这份工作给了我更多‘充电’的机会。”

郑如勇和戴凡兰在实验室（左一为郑如勇）

郑如用形容这段时期为“四年心静”、“四年厚积”。正是这四年，培养了她不畏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也正是这四年，让她在科研的沃土上深深扎根。

积累并获得国际声誉

1958年12月3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郑如庸终于开始独自进行研究。

郑如勇之所以选择毛霉目真菌作为研究领域，是因为毛霉目真菌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变异性大、分类问题多等特点。它们都具有实践和理论研究意义。五年后，她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中国笄霉科的分类研究》。

随后，郑如勇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发表了论文《植物病害与真菌标本的采集、制作、保管和邮递》。她还与老师和同事合作翻译和编写了一些学术著作，让更多的研究人员了解相关知识。

1973年，其恩师戴凡兰因病去世。郑如用悲痛万分，担负起整理戴氏遗产的重任。她认真整理了毛霉目真菌的相关资料，经过严格验证，将我国已知的毛霉目菌种总结成戴芳兰生前撰写的英文版《中国真菌总汇》。

郑如勇整理了《真菌名词与名称》中一半以上的名词条目，并对全部名词条目进行了审阅，为我国真菌分类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5年，郑如勇在云南采集标本

接下来的几年里，郑如勇对白粉病的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她先后发表多篇重量级研究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8年，她作为“中阿尔文化交流协议项目”组长赴阿尔及利亚讲学并协助建立微生物实验室。

1985年，她提出了白粉病的属级分类系统，澄清和修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目前仍保持国际领先水平，仍被世界知名学术期刊使用。

1987年，她与同事合作编辑了我国第一部完全通过直接研究编写的真菌学编年史—— 《中国白粉菌志（第一卷）白粉菌目》，受到国际知名专家的广泛好评。 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如勇与阿尔及利亚专家及同事合影（左二为郑如勇）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

在自己热爱的事业面前，郑如勇从未懈怠，始终保持探索的动力。

由于长期使用显微镜，郑如勇的腰部严重拉伤，但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直到2004年的一天，73岁的郑如勇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从床上爬起来，只得去医院检查。确诊并接受手术后，两根钢柱和十颗钢钉被铆入她的脊椎。她不能再像常人那样长时间坐着，工作时只能躺在床上或站着。

郑如勇早已习惯了各种困难，所以痛苦并没有吓倒她。她仍然每天站立工作7个多小时，在高架显微镜前站了十多年。

郑如勇与课题组同事及学生合影（前排右三为郑如勇）

郑如涌院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她注重因材施教，希望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她“刚柔并济”。她不仅恪守老师戴芳兰的严格要求，而且给予细心的照顾和指导。

郑如勇除了在科研上勤勤恳恳，还甘于为梯子，因材施教。他还不时为研究所内外有需要的青年同事提供各种帮助，讲授相关课程、审阅文章、解答问题、提供信息等。她培养了数十名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均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位，在科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我国生物学界的中坚力量。

郑如勇的生活极其简朴，连穿的衣服都是他自己做的。 “功成名就”的郑儒，从不向国家多花一分钱，也从不拿工资以外的任何补偿。因此，她被称为“纯粹的科学家”。